英超中二弟是谁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

英超中二弟是谁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

我是读鲁迅的时候，知道周作人的。他的《苦雨》、《乌篷船》、《初恋》等几篇小品文，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后来了解到他是文化汉奸，便没有深入阅读下去。

周作人，是鲁迅（周树人）的二弟，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、文学理论家、评论家、诗人、翻译家、思想家，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。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、东方文学系主任，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、客座教授。新文化运动中是《新青年》的重要同人作者，并曾任"新潮社"主任编辑。"五四运动"之后，与郑振铎、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"文学研究会"；并与鲁迅、林语堂、孙伏园等创办《语丝》周刊，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。

周作人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，他曾是"五四"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散文，二在翻译。但是，1939年他出任伪职，沦为文化汉奸，成为人生无法抹去的污点。

周作人

从自小追随兄长鲁迅，到最终八道湾分道扬镳

鲁迅和周作人从小感情极好。

在祖父入狱、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，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"户主"的重担，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，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。这样，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、宽裕的童年。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周作人的涉外手续、生活杂事，也全由鲁迅包办。在鲁迅深感做为弱国子民的屈辱的时候，哥哥照顾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却称心如意，反觉"宗邦为疏，而异地为亲"。

周作人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

1909年，周作人和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；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，鲁迅先回国就业，安顿下来后，两年后将弟弟、弟妹接回。

后来，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，也是得益于鲁迅向他的老上司、原教育总长、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推荐。

对于兄长的照一向照顾，相信周作人心里不会不知晓，不感激。

但是，1923年7月19日上午，周作人突然亲自给鲁迅送去一封信：

"鲁迅先生：我昨天才知道，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。我不是基督徒，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，也不想责难，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。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，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。我想订正我的思想，重新入新的生活。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，没有别的话。愿你安心，自重。七月十八日，作人"

这一天，周作人已经不再称大哥了，在日记里这样记着：寄乔风、凤举函，鲁迅函。

鲁迅的日记里这样记着：上午启蒙（周作人字）自持信来，后邀欲问之，不至。

这时，距兄弟俩在北京八道湾胡同11号置起房产、鲁老太太和三兄弟一大家人"兄弟怡怡，合家欢聚"的生活才刚刚不到四年。

北京八道湾11号鲁迅故居

自此以后，鲁迅刻意减少应酬，以避免与周作人碰面。直到1924年6月11日，鲁迅在日记里记道：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。比进西厢，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，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、徐耀辰来，其妻向之述我罪状，多秽语，凡捏造未圆处，则启孟（周作人）纠正之，然终取书、器而出。

而周作人日记里关于这事，仅记着：下午L来闹，张徐二君来。

鲁迅一生的挚友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里，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：

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，信子急忙打电话，唤救兵，欲假借外力以抗拒；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，鲁迅置之不理，专心检书。一忽儿外宾来了，正欲开口说话，鲁迅从容辞却，说这是家里的事，无烦外宾费心。到者也无话可说，只好退了。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，鲁迅说给我听的。我问他："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？"他答道："未必。"我问他我所赠的《越堂堂日记》拿出了吗？他答道："不，被没收了。"

郁达夫在《回忆鲁迅》里说：

原因很复杂，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。据凤举他们的判断，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，完全是两人的误解。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，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。

从此兄弟二人彻底决裂，直到鲁迅去世竟没有和解的机会。

周氏兄弟的决裂，绕不开一个女人——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。

周作人家人及友人

周氏兄弟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，结识了房东的女儿羽太信子。羽太信子家境并不好，她为周氏兄弟等几个租住在她家的中国留学生当"下女"，也就是女佣。时间一久，羽太信子引起了周作人的爱慕，并最终娶了她。

谁能想到，这个日本媳妇却成为周家的灾星。

羽太信子并非出身富家，可是派头极阔，架子很大，挥金如土，家里雇佣六七个仆人。有时候饭菜烧好了，她心血来潮忽然想起要吃饺子，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，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。

在八道湾周家，鲁迅将自己的薪水只留下买烟和零用的钱，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交给羽太信子支配。鲁迅和周作人是当时的高收入者，两人一月收入加起来有600多大洋，相当于今天的6万多。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费下，家里居然入不敷出。鲁迅竟要经常去借钱，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。

鲁迅经常提醒要注意家庭开支，对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满和担忧。为此羽太信子对鲁迅十分反感，经常在周作人面前议论大哥的不是，最后发展至构陷大哥偷窥她洗澡。

而周作人对羽太信子又爱又惧，久而久之，她的态度对周作人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后来周家的友人章川岛，站出来为鲁迅辩诬说："八道湾后院的房屋，窗户外有土沟，还种着花卉，人是无法靠近的。"失和的真正原因，"主要是经济问题。她(羽太信子)挥霍得不痛快。"

对于羽太信子对鲁迅的无耻之言，鲁迅之子周海婴在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一书中说：

"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，日本的习俗，一般家庭沐浴，男子女子进进出出，相互都不回避。……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，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?退一步说，若父亲存心要窥视，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'窗台外'吧?"

周作人"事伪"始末

"七七事变"后，民族危机加深。北大师生南下，周作人却拒绝同道劝说坚持留在北平。对于留在北平的原因，后来周作人在给周恩来的信里说了两条理由：其一，他家里有11口人，无法南迁，只能留下来；其二、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和另外三位教授照看北大校长。

第一条理由太牵强，南下的北大教授，哪个不是拖家带口？第二条后经蒋梦麟校长证实确有此事。

北平沦陷后，周作人的确没有马上投敌。直到1938年2月9日，他才第一次公开出席日本人举办的座谈会。日本《大阪每日新闻》刊登了这次活动的照片。

茅盾、郁达夫、老舍等十八位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闻讯后联名发表《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》，奉劝周作人"幡然悔悟，急速离平"。但周作人不为所动，没有南下，但也没有出任伪政权的任何公职。

1939年元旦，由天津中学生自发组织的"抗日锄奸团"派出三名刺客，他们闯入周作人的寓所，开枪击伤周作人。

神秘枪击案后，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，周作人决定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，可谓"一失足成千古恨"。在当天的日记中，他写道："事实上不能不当。"大有逼迫的意味。

第二年底，周作人接替病故的汤尔和担任伪教育总署督办，成为伪政府的部级干部。

周作人的汉奸生涯中的也有一些"亮点"。比如：他曾竭力照顾李大钊烈士的女儿，为长女星华安排工作，为她去延安担保办理"良民证"出城，资助路费，并叮嘱：一路多加小心，我在延安只认识毛泽东，你见了他代我向他问好。后来，他多次帮助李大钊次女炎华和爱人侯辅庭，为抗日回北京的侯辅庭保释。还有出面营救素未谋面的中共地下党员高炎，也曾营救国民党地下工作者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周作人想去延安没有实现。次年，周作人在南京出庭接受审判。11月16日，周作人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周作人不服判决，提出上诉。最高法院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，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。

周作人被押解去受审

关于周作人事伪一事，郑振铎曾说过："日本妻子（羽太信子）给了他（周作人）不好的影响。"信然。

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，释放政治犯。周作人虽然不是政治犯，但也被释放了。周作人只坐了三年零五十一天的牢。出狱后，周作人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。

1949年8月14日，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，专心翻译和写作，以稿费维持生计。

关于周作人没有被秋后算账，史学界有一说法：周作人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，这封信经由胡乔木转交给了毛主席。周作人在信里要求新政府"不要没收他的房子，不当他是汉奸"。胡乔木向毛主席请示，毛主席在周作人的来信上批了两个字——照办。

1966年5月，文革开始；周作人被红卫兵查封了家，并遭到皮带、棍子抽打。周作人要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，无果。次年5月6日，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，享年82岁。

周作人的文学成就

可以这样说，周氏兄弟：一个开创了白话小说，一个开创了现代散文。

周作人是现代散文的最早倡导者与开创者，称他为"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全心全意经营散文并取得卓著成就的大家"，也并不为过。有一次记者采访鲁迅先生，问他：中国现代作家里写散文最好的作家，你认为是谁。已与周作人反目的鲁迅还是说：首推周作人。郁达夫也曾说过："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，以鲁迅、周作人的为最丰富伟大。"

周作人早期的散文思想深刻而进步。从"五四"运动、女师大事件、"三一八"惨案、"五卅"运动以及"四一二"政变，他紧随时代潮流。与鲁迅等战斗者步调一致，从人道主义出发，及时发出正义的呼喊，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思想的变革奉献一份力量。

周作人散文艺术的主要成就，就是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、成熟的散文艺术风格：平和冲淡。这种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独树一帜，且其影响深远。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表现为：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，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，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，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。

喝酒、饮茶、听雨、赏花等日常生活琐屑小事，一经他笔墨点染，便透出一种人生的感悟，有了耐人咀嚼的滋味。他的散文用亲切的絮语，巧妙的解说，冲淡平和的文字，造成了一种平淡悠远的趣味。代表作有《苦雨》、《故乡的野菜》、《乌篷船》、《喝茶》、《北京的茶食》、《初恋》、《苍蝇》、《鸟声》等。

下面以《初恋》为例，让我们欣赏一下周作人散文的独特韵味——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吧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间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

伊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做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进门来游戏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，抱着名叫"三花"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痒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。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。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"丑小鸭"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蒙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大大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未了说道，

"那小东西，也不是好东西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。"

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，

"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"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

一个月以后，阮升告假回去，顺便到我家里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，

"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"

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，想想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，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

这篇《初恋》，向来以隐约而微的表现方式和内在抒情意蕴的流动而为人称道。作者把一种懵懂而热烈的少年情怀，在不足千字的小文中，只是以淡若无痕的几笔描摹，便婉曲有致地呈现出来了。

开篇直言，"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吧。"情窦初开的少年，最初的怯意和羞涩使得"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。"

初恋，常常是模糊的，却又是难以忘怀的。那也许只是青春，在内心的一种萌动，所漾起的一丝涟漪。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呢？只模糊记得"仿佛是一个尖面庞。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"。看似闲笔白描，但"面庞、眼睛、身材和脚"，这些恰是一幅少女图的最传神的要素了。

听说"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"，作者却是"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"这句话的情感表达无疑是极为周作人式的：平淡的生活，平淡的情感。它远不如之前的一句"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"，率真动人。

面对初恋的逝去，作者既没有泪水，也没有将情感泛滥成一池春水。然而，读到此处，我们的内心却早已泛起无边的涟漪。

周作人曾作过一首诗《她们》，在诗中谈起过说起他的三个恋人。其中一个"未嫁而死"，大约便是《初恋》里的三姑娘吧。而三人中唯一尚健在者，"她的照相在母亲那里"，他也不要看，只想留下一个记不清的"朦胧的姿态"。因为"我愈是记不清了，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。"这句诗，似乎可以作为这场"初恋"的一个真实的注脚。

周作人的散文就是这样：初读，感觉平淡无奇；再读，感觉的余味萦绕；越读越发觉得无限韵味在心间。

那个少年的初恋在"杭州的花牌楼"，我们的初恋在哪里呢？！

周作人精通日文、英文、世界语、古希腊文等，为生活，为兴趣，也为他内心的使命，而孜孜不倦。仅解放后就翻译400万字，著作200万字，被学者公认皆为传世之作。著名的《伊索寓言》即出自周作人之译笔。

他另外一项重大的贡献是，撰写了《鲁迅的故家》、《鲁迅的青年时代》、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等回忆性文章，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。

结语

早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周作人遇上日本女子羽太信子便为其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。兄弟反目后，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常用一个字："昏"（即糊涂）。这个评价何其精准！且不说不察实情即跟从小疼爱自己的兄长反目之"昏"，因为那是家事；单论事伪一事，作为一位在当时享有显赫名声的知识分子而言，应当晓得民族大义才是最紧要的，居然不听众人劝阻，依然出任伪职，这是何等之"昏"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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